作为上海市政府特聘决策咨询专家，石磊教授经常参加各级政府的决策咨询会议，为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的制定建言献策，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地区发展规划研究。以他为首席专家的团队中标国家重大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公共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并计划在4-5年的时间年完成研究。
1978年，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标的确立，中国迈出了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步。财政政策的重点也由支持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转向了经济的整体发展，农业、轻工业成了财政补助的对象。
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渐深入，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就使得更多的资源集中到了工业领域、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造成了国民经济结构的失衡。“客观上讲，发生这种倾斜是必然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资源的均匀配置会导致无效配置。”石磊教授说道：“资源的增值能力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产业是不相等的。哪里的增值能力高，资源就自然地流向哪里。但是长期如此必然会导致结构刚性，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影响全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的公平公正，最终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国家的发展不仅仅是GDP的增长，更是意味着绝大多数人民获得了实际的经济利益，全社会的收入水平和幸福指数得以提高。”因此，国家的财政政策除了应该为经济整体发展服务外，还应当考虑到“人”的因素。
“加大对基础民生的财政投入”
要在财政政策中体现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就应该加大财政在民生上的支出，尤其是基础民生上的支出。
石磊教授相当重视民生与基础民生的区别。在他看来，笼统讨论民生意义并不大。在目前国家财源有限、发展不足的情况下，必须分清楚轻重缓急，将民生与基础民生加以区分，将有限的资源用在最急需的基础民生领域，包括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基本住房、基本就业以及商品、药品的质量安全管理。
近几年来，虽然政府已经加大了对基础民生的投入，但相对于人民的需求而言，仍是远远不够。“这一点城乡医疗资源配置就可以看出来了，”石磊教授举例道，“中国目前城市化比率达到50%，这意味着有一半的人口在农村，但是医疗资源配置显然没能达到城市与农村1：1的分配比例。”社会基本保障制度不完善、医疗体制不健全，这些基础民生产品、服务的欠缺正是中国老百姓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中国是全世界储蓄率最高的国家，这不单单是文化上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一旦出现突发疾病等状况，就有可能使老百姓出现资金严重短缺、周转不灵的情况。”
国家对民生投入的不足不仅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最终也会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家经济增长决定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贸易。贸易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要刺激经济增长，主要是刺激内需和投资需求。”很显然，一旦民生投入不足，人民生活没有保障，内部需求自然就减少。如此一来既限制了经济增长又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如何将财政政策向民生倾斜，建立起以民生为价值导向的财政体系也成为课题研究的重中之重。
“将民生指标纳入官员绩效考核当中”
加大财政在民生方面的投入看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则存在制度上、实践上的困难。
一方面，民生支出与公共行政支出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根据石磊教授的观察，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没什么变化，而公共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却一直是增长的。“民生支出和公共行政支出两者实际上是在跷跷板上的两边，一边开销多了，一边投入自然就少了。”
其次是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标准的干部考核制度给政府官员错误的行为导向。“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行为，”石磊教授十分注重制度对政府官员行为的影响，“民生上的投资见效缓慢，大多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果没有严密的考核制度，政府官员的积极性自然不高，财政收入就很有可能流向立竿见影的形象工程。”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课题组提供了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建立科学的干部问责制和考核制度，降低GDP考核在干部考核中的比重，增加民生在干部考核中的比重，尤其应当考察预算当中民生的投入，并且在决策的候核算预算落实的情况，将民生指标和干部问责制、干部考核制度结合起来。
“部分样本点数据已经出炉”
“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笼统地用一个指标来衡量不同的地方是没有意义的。”根据石磊教授这一思想，课题小组既挑选了以农业为主的地级市为样本，也选择了一些工业占比大的地区，既包括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也有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并计划根据不同发展类型的地区，建立起一整套科学的民生指标。目前，部分样本点的数据报告已经出炉，比如对山西晋城财政的研究报告。“我们的报告已经成为为晋城市下一步财政改革的指导思想。”石磊教授对此颇为自豪。
“国家要求我们强调理论方面的研究，每一年要出供国家咨询的研究报告，整个课题成果不少于5到6本的专著。”但是，石磊教授并不满足于国家要求的这些成果。目前，中国并没有完整的公共经济理论体系，连教学课本基本上都是翻译西方公共经济的教材。“把任何一个国家的理论放到中国，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石磊教授说：“我们一定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要做出理论上有突破的贡献。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提供更好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指导以及政策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