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梦想】吴晓明:中华民族复兴梦必定是一个哲学主题

作者:吴晓明摄影: 视频: 来源:《新闻晚报》2013年6月1日发布时间:2013-06-03

在快速发展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越来越多地成为哲学问题,因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可能是一个知性科学的主题,它必定是一个哲学的主题。我们知道,精神类型的东西主要有三样:哲学、宗教和艺术。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可能仅仅停留在一般所谓经济和政治的层面上,它必定是一个重大的哲学主题,因为它牵涉到生活类型的转变,以及当代中国精神的重建。哲学是思想的事情,而思想的事情现在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我们在过去的三十年发展过程当中,也许我们可以更多地依靠知性科学,我们可以更多地依靠外部反思。但是,今天我们所探索的问题,更多地具有哲学性质。

中西哲学代表不同民族精神

哲学大体上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取向,民族精神的基本样式。它并不是和时代无关的东西,特别不是和我们每个人无关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换句话说,都有自己的哲学。有一位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经说过:“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哲学。 ”那么如果从世界范围当中来讲,什么样的人确立最基本的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文明。黑格尔写历史的时候,他讲到那些最主要的文明,它们的原则都是不同的。他讲到希腊的原则,那是抽象的,是最初以一种抽象形式表现出来的理性。中国的哲学原则叫做实用理性。印度不是理性,是想象力,而且是无节制的想象力。它的原则都不一样,它的哲学精神都不一样。

举个例子来讲,在西方,比如规则就是神圣的,叫规范神圣。那个时候我在英国,那是80年代,我确实不大习惯,晚上有个朋友的生日Party,结束的时候晚上三点,回宿舍的时候一帮人一起走,半夜里,街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到红灯面前,我知道这个红灯,因为我一直走,这个红灯有三分多钟。那帮人就坚定地站在那里等绿灯,我心里就在想:有什么必要呢?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一辆车都没有,干嘛不走过去呢?这就是文化的差异,西方人把规范放在理念世界,所以规范神圣。但中国人不是这么想的。所以西方世界,他把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严格地区分开来,并且把它对立起来。因此,他们发展出标准的形而上学。中国的哲学,中国的原则就不是这样,但是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没做这种区分,我们就不懂形而上的东西,不是这样,《易传》当中说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并不是说我们就不懂形而上和形而下,但是道器不分,体用不二,这是中国的哲学,它是实用的。有人问庄子:“道在哪里?”如果一个希腊人,他说:“在理念世界。 ”庄子怎么回答,庄子说:“道在瓦砾,道在屎溺”。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大道不离人伦日用。但是呢,这样一来,我们说西方的规则是神圣的,那么是不是中国人就不讲规则呢?不是的,中国人也讲规则,只是用西方人的讲法不同,中国人的规则叫什么呢?叫“经”,但是还有一个字,叫“权”。中国的哲学家有“经”,有“权”,合于大道。不能光讲规则,规则在具体事情的时候要变通的,要权变。但是“经”如果可以权变,它就不神圣,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我在走晚上马路的时候,半夜三点钟也没有,我就想权变,是不是?规则是要定的,规则定了,为人服务的,对不对?现在一个人也没有,一辆车也没有,我走过去就是了,西方人不是这样,规范神圣,所以就这样讲。据说美国人现在跟中国人学坏了,也有一点有经有权了,因为他如果不权变的话,他大概这个马路永远过不去。

社会问题其实都是哲学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当今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以为它可能是一个局限在某一类人当中的问题,是一个知性科学的问题,但是它现在越来越多地成为哲学问题。前一段时间讲房价,我碰到万博体育客户端app下载的一帮经济学家,我跟他们说这固然是经济学问题,但现在看来更多的是哲学问题,他们说:“为什么?”我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做过一次测试。就在房价最高的时候,就在房价问题最纠结的时候,给博士生上课,我说:“如果你这一辈子租房100万,买房200万,租房还是买房?”他们异口同声地跟我说:“买房。”然后题目继续做下去,租房100万,买房300万,稍稍停顿一下,买房。我们继续做,租房100万,买房500万,租房还是买房?他们开始有点犹豫,彼此交头接耳,然后给我一个答案,买房。这是纯粹经济学问题吗?恐怕不是。如果在美国,你告诉他,租房100万,买房150万,他基本就选择租房。但是在中国,居然把它搞到一对五的比例,为什么?因为他们对房子有非常独特的领会。这种领会的方式就是哲学。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系里有一位青年教师,他刚到万博体育客户端app下载来,一段时间,没办法,没钱,先租房。突然有一天,房价最高的时候,他去买了一个小房子,后来系里的老师就跟他说了:“你现在买太贵了,再说,你现在买个五六十平方不到位啊,你得一步到位啊,你这样买它干什么呢?”他说:“我等不及了。”我说:“你怎么等不及了? ”“我老婆生孩子了。 ”“生孩子跟买房子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啊,我不能让我的孩子生在租来的房子啊。 ”后来边上有一位老师说:“你这个回答怎么那么‘中国’啊? ”虽然这个问题有点过激,但是他还是表现出我们对房子有一种领会,这种领会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思考过,它起非常重要作用。

我再举个例子,经济学上有一种系数,这种系数不能从理论当中推演出来,它是一种经验系数,它的含义基本上说什么呢?如果你多挣一块钱,你会多花多少钱?每个民族、每个文化,它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跟他们的哲学有关,美国人口袋里有七八张,十来张信用卡,他非常自豪,中国人再富,他有两三张也不要了。美国人在凯恩斯那个时代,赚一块钱,花两块钱。英国人挣一块钱,花六毛钱,还有四毛钱存到银行去。我们知道电气革命以后的整个中心在于需求,凯恩斯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那个公式,跟它正相关的那两个函数,一个是投资,一个就是需求。说到底是需求。所以,美国人挣一块钱用两块钱,印证了经济学的一个原理。而英国人不行,多挣一块钱,多花几毛钱,把剩下的钱存进银行,凯恩斯对此大加鞭挞,英国的经济得了动脉硬化症,所有的问题症结就是英国人的储蓄习惯。那么像这样的一种系数,它根本不是我们通过理论可以演绎出来的。跟精神类型、生活方式,跟他们的哲学有关。所以像这样一类问题,恐怕不只是某一个知性学科当中的问题,越来越多地成为哲学问题。

中华民族得走自己的复兴路

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有许多内容,现在我们面临的基本状况,大体上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在物质财富方面,在经济的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个成就如果说是奇迹,一点都不夸张。因为现成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很大程度上无法说明这种发展。当年,邓小平在访问日本的时候,去坐了日本的新干线,当时邓小平感慨万千,在新干线上发表谈话,后来我去乘过日本的新干线,每小时200公里,告诉你,不要站起来,因为如果站起来,晃动非常厉害。所以,突然有一天,当我知道中国有一种叫高铁的东西时,而且我去坐了一下,我坐在上面,感慨万千,不是200公里,是350公里,随便站,而且没叫你不站起来,它甚至卖站票,就在到杭州那个路上,买个站票就站在上面了。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这个危险是什么含义?是我们中国在它的快速发展过程当中,触到现代发展本身的限度,不是一般发展,不是我们中国的发展限度,而是现代发展本身的限度。它的限度主要有两条:一条叫自然的限度,一条叫社会生活的限度。

西方世界可能发展了300年才碰到的事情,我们三十年就碰到了。因为我们的经济体量,我们的人口体量是那么的巨大,我们的发展是那么的快速。我们在环境、生态、能源、原材料方面已经触到了现代发展的基本限度,这一点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计算。所以,诸位如果以为我们中国的现代发展,就是再过10年以后过美国人的生活,那么我劝诸位不要这么想,那是不可能的。当然,从政治上正确来讲,他们能过那个日子,我们为什么不能过呢?我们也有权利。但是如果中国人都要过美国人的生活,也许我们需要一整个地球。 2030年印度人口超过中国,成为第一大人口国,那么需要第二个地球。如果我们再考虑到阿拉伯和非洲兄弟,需要第三个地球。当然这种算法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和争论,但是无限制发展最终一定会碰到自然限度。现在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这个方面形成的。西方国家比如欧洲,可以过两百年、三百年才触到这个界限,然后因为人口少、体量小,还可以缩回去一点,中国怎么样?几乎毫无疑问虽然是后发的,但会最早触到自然的限度。

另外一个是社会生活的限度。所谓自由市场中起作用的,基本的和唯一的原理叫做唯利是图,不要以为这是一个道德判断,不是的,大家把它作为中性的来理解就可以了,所有的社会学以及所有的经济学都必须承认这一点。这个原理如果在我们这个社会生活当中得到展开,并且无限制发展的话,那么它试图瓦解整个社会生活,这一点,我们已经越来越多地体会到了。为什么西方不是这样?因为西方有一个制衡原理,那就是救赎宗教,特别是新教,这一原则在起作用。而对于一个没有救赎宗教的国家,如果唯利是图成为社会生活唯一原则的话,那太危险了,它只能导致社会生活的崩溃或者解体。因此,我认为在当今中国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越来越快,事实上已经触到现代发展的自然限度和社会生活的限度,而且我们讲的社会生活限度,现在不是属于某一部分人或者某一个领域的问题,它是极为普遍的问题,以至于我们现在经常在讨论的就是一般道德的问题。在我们不可能去有这样一种救赎宗教的经过下,我们怎么能够使得我们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不致毁灭?必须改弦易张,而不是走我们通常认为的现代发展道路,当然我们需要有这个阶段的训练,但是由于它和西方整个的状况不一样,不能够在一种救赎宗教的配合下来发展,我们恐怕是必须要走另外的一条发展道路。

中国文化积极因素能发挥作用

有一种观点是浪漫主义观点,它试图回到中国传统的观点,就是说比较纯粹的文化保守主义,那么他们认为,中国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现代化闹出来的,看看今天这个状况,所以我们最好回到中国产生那个地方去,有的人说是宋明比较好,有的人说宋明不行,应该是汉唐,有的人说汉唐已经不灵了,你得到先秦去,这个是文化浪漫主义,保守主义的观点,但是你不能说他们这些观点就是完全的无稽之谈。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自近代以来,它的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我们都能看到,这是一种因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以及马克思主义,这三种因素是交织在一起,并且实际起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条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要实现它的现代化的过程,必须经历一场社会革命,而这场社会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毫无疑问,所以连费正清,他这一点都看得非常清楚。最近有一些论调我觉得非常奇怪,比如有一个国民党将领的儿子最近写了一本书,他的基本观点是: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是军事失败。那么军事失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国民党的将领当中,那些将领不行,没碰到彭德怀、林彪这样的。因此他有一个很明显的想法,他不是政治失败,尤其不是社会失败,这是任意假定历史的观点。所以,费正清在讲《伟大的中国革命》这本书的时候,他说,当时胡适的老师杜威来到中国,他看了中国以后,跟胡适讲,看来,教育和军阀不可能相安无事。费正清说,根据我们对中国革命的研究,我的结论是杜威的教条、美国的教条不可能和中国革命相吻合,中国革命需要的不是杜威的教条,而是另外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社会主义的因素,所以不要任意假定历史。当然,在知识分子当中,有一种论调,最近我看到一本书,名字叫《生活在民国也挺好》,那是你个人的主观感受,但是你要研究这段历史,描述这段历史的客观现实,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

我们现在确实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挑战和危险。但我相信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希望。中国的文化当中,它还有一些因素使它能够在新文明类型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最主要的就是中华民族直到今天依然具有极大的活力,第二是它愿意学习,第三是它能够为世界文明作出极为重要的贡献。最重要的贡献我认为就是宽容和平共处。直到今天,我觉得中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都在非常努力地趋向于这个目标,但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在脑子里虚构一种东西,然后把它强加给中国社会,我觉得中国在它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可能性我们是可以断言的。比如说中国社会完全变成西方社会,中国人完全变成黄皮肤,黑头发的美国人,这是不可能。但如何从这种不可能性当中阐述它的可能性,这件事情我觉得还需要一定的发展过程。但是思想资源我们大体上可以肯定的,一种就是近代西方自启蒙以来的思想资源,第二种是传统的思想资源,第三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当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已经可以基本断定,它会在未来的精神重建过程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配置,怎样的一种结合方式,我们现在还无法完全断定,应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逐渐地形成,当然,我希望年轻学者、社会科学的探讨者能够在这个方面作出更重要的成就。因为,每个时代的思想都应当由这一代人来承担。

(作者为万博体育客户端app下载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院长)

制图:实习编辑: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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