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值得回忆的三件事
作为哲学系老人，应该把值得让后辈知道的事写下来，作为经验教训来吸取，我趁自己记忆和健康尚好，把哲学系上个世纪60年代不大不小的三件事纪录在下面，不一定完全准确，作为院（系）史料参考吧！
形式逻辑管不管内容？
60年代我系沈秉元老师曾与历史系周谷城教授，就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关系开展了一场辩论，历一年有余。写出文章好几篇，登载在《哲学研究》（北京）和《学术月刊》（上海）上。辩论的焦点是形式逻辑管不管内容，也就是是否揭示事物的真假。沈老师认为“管”，而周谷老则认为不能管，管不了。周还用一个形式逻辑推理的例子来反驳沈。凡人有死（大前题 ），沈是人（小前题）；沈有死（结论）。这个例子有点刻薄。但的确说明形式逻辑的推理虽然是正确的，但不管内容的真假，因沈没有死。据《哲学研究》编辑部透露，这场辩论，毛泽东同志也知道，并表态，说周谷老观点是对，沈老师观点不对。事已过半世纪，周谷老与沈老师也已作古，但这事记录下录还是有点意义的吧！
从感性到悟性再到理性
约在1957年上半年，我系教师冯增信，对《实践论》提出商榷，认为人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表述，是不够准确、完整，应该是“从感性到悟性，再从悟性到理性”。
冯的商榷言论被当时哲学研究班的同学（其中有李某等人）听到，随即反映到党委有关部门，其后大概又反映到市委领导部门，并报给中央有关部门。冯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送新疆劳改。
到1958年，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人胡绳（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任主任、《红旗》副总编)，因公南来上海，曾顺便问及胡曲园老，“冯被划为右派是否因对《实践论》进行商榷”。胡回答，可能还有其它原因吧！胡绳问胡曲老的意思大概是仅凭商榷，并不构成被划为右派的“罪行”。从此事可见反右时，中央一些同志对“因言获罪”，还是认为应非常谨慎的。但回顾往昔，运动开展，往往是越反越“左”，特别有片面性的同志更易犯此毛病，教训深刻呵！
差异、矛盾和冲突
1960年前后，我系薛维新老师写了一本论著，书名题为《差异、矛盾、冲突》大概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发行后有一定影响。该书的全部内容我已记不清了，但主要思想还记得一点，这就是“差异”与“矛盾”、“冲突”不同，“差异”这一范畴的内涵，并不揭示对立是绝对的，同一是相对的。当时正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开展机判修正主义运动，批“阶级斗争熄灭论”，批“时代精神汇合论”、批“人性论”、批“三和一少”投降论等等，薛一书的观点也被认为与《矛盾论》相对立，曾遭到质疑和“反驳”因而薛被认为思想观点有问题，甚至被认为是否适合当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师。他当时要求入党，也因此被搁置。虽然那时也提出过“双百方针”，但在政治气候是阶级斗争为纲，学术领域要高举反对修正主义的大旗的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允许研究和讨论的。古人云：真金不怕红炉火，真理越辩越明。马克思说过；最好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可是在那个年代这些最基本的道理，都被人们遗忘了。
二、对集中留人现象的思考
我从哲学系工作岗位退下来离休以后,有一个在工作时注意的“现象”，一直在我脑中继续思考着。这个“现象”就是我们哲学系办学近60年了，但毕业生留下的却只有三届比较集中，即1961届，1975届和1981届。（当然也有两届也多些，这就是62届，82届）而且这三届毕业生留到哲学系工作后，都成为系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在哲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从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些什么启示呢？
1961届共留了13人（李定生、金顺尧、虞伟人、余沅培、孙励、朱雨亭、叶宣、周诗裳、周鼎坤、张德喜、黄海泉、胡哨、李继宗），占全班毕业生人数的21%。1975届共留了5人（陈学明，黄德良，纪如曼、吴凤娟、郭才伯），占全班毕业生8%。1981届共留了9人（吴晓明、陶黎明、王雷泉、庄国雄、孙翠宝、邱柏生、俞吾金、范伟达、袁惠松）占全班毕业生15%。至于62届、82届则分别留了6人（林永民、黄颂杰、颜广林、黄拨泉、林进城、姚介厚）占全班8%，5人（王德峰、忻剑飞、张乐天、殷晓蓉、仇培民）占全班7%。
为何这几届毕业生留得比较多，而且后来对哲学系和其它部门的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呢？我初步考虑大概有三个原因：
首先，当时政治大环境宽松，促使较多青年（其中有在职的和在校的）报考大学。1956年是结束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的年代，重视知识分子的气氛很浓厚，1971年虽然在“文革”期间，但已经敢于拿起书本了；1977年“文革”结束，国家决定恢复高考，“读书无用论”当然被鄙弃，代之以“向往大学”。这三个年代都为有志读书成才的青年和同学踊跃报考大学，创造了良好大环境。这是我们哲学系在这三个年代中生源特别多的重要原因。生源多了，学生质量高了，毕业时留校的人自然也多了。
其次，学生的来源不仅是“调干生”，这是其它年代所没有的；其它年代生源绝大多数都是高中刚毕业的同学。两部分来源不同的同学在一起学习是有很大好处。调干生有较丰富的工作、生活经验，对现实，社会有更多了解，从而对书本知识的源头有更多体会，理论联系实际，做得更好些，而“高中生”记忆力强，书本知识相对也较多，外语水平也较高，在理论探讨上能举一反三，寻根究底。两部同学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对于成才，大有好处。
第三，这几个年代都是我们哲学系办学过程一个新阶段的开始，1956年当然是建系之初的全新开始，1971年是“工农兵学员进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同学进校。由于是新的开始，系里的各项工作都准备得比较充分。师资安排，教材的提供，参考书的供应，设备的维修都做得比较周到，其中特别是教师的备课时间也是相当充裕。这就保证这三届同学的学习效果也就比较理想。以上三个原因当中，我认为最重要是第一个原因，没有良好的大环境，没有宽松的气氛，一个学校，一个系是难以办得安心，办出水平的，特别像我们哲学系这样性质的专业，更需要宽容的环境和宽松的气氛。（作者为哲学系离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