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手机用户达到11亿。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正强势崛起。新媒体带来了新的传播方式。新传播方式下的网络舆论，塑造了一批民间意见领袖，让政府的话语控制权受到挑战，也使我们面临缺失主流价值观的迷茫。这次传播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新媒体“扰乱”世界
现在世界政治很热闹。不久前因为公交车票涨价5毛钱，巴西全国大罢工。土耳其全国大抗议，因为总统要将一个广场上的旧花园改建。巴西也好，土耳其也好，都不是非常穷的国家。巴西正在迎接世界杯、奥运会，经济蒸蒸日上。这些跟新媒体有什么关系呢？这些抗议是因为与新媒体有联系。
再往前，2011年全球四大事件，我把它归为阿拉伯之春、伦敦之夏、华尔街之秋、俄罗斯之冬。这四大事件性质、目的、结果都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大家都是通过新媒体联系。在过去像这样的运动要通过一个组织策划、联络、动员、组织，可能几年才能发动，现在一个小小的火星一夜之间就能点燃全国。
而这不过是互联网小试锋芒，互联网正在改变世界的格局。以智能手机、iPad为代表的新媒体给我们带来全方位的变化。从世界格局、国家治理，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因新媒体而改变。新媒体渗透到经济、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带来一场影响深刻长远的传播革命。这就是从人类诞生到现在，继文字、印刷术、电讯革命之后的第四次传播革命。
新媒体让传播权利转变为传播权力
为什么称这是一场革命呢？这场革命带给我们最大的变化何在？
在没有新媒体之前，很多地方的新闻自由不是被政治所控制，就是被资本所垄断。普通公民拥有这个权利，但没法得到这个权力。新媒体赋予了我们什么呢？它将宪法赋予我们的传播的权利变成了传播的权力。现在每个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可以发布任何信息。这就是传播革命带给我们最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意味着我们每一个公民成为了信息生产的主体。过去信息靠政府、传统媒体生产。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现在一个人的怀疑可以变成全球人的怀疑，一个人知道的事情可以变成全球人知道的事情。
我们信息生产的流域改变了，从繁华大都市到穷乡僻壤，任何事情都在网络上流传。我们信息生产的流向也改变了，现在可以是一群人对一群人，一群人对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人对一群人，一个人对一个人。
新媒体作为新的生产力是当今世界新生产力的典型代表。这个典型代表反映的问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新调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重新调整，这是非常漫长和复杂的阶段。这具体又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对我国宏观来说是四个方面的改变。
新媒体环境考验政府能力
第一个方面是，新媒体传播为党和政府带来了全新的执政环境。过去政府说一不二，现在公民说三道四；过去政府吆五喝六，现在公众七嘴八舌。过去政府处于绝对的权威状态，不管什么政策推行下来，大家都鸦雀无声，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都要执行。现在呢？如果不理解，民众马上就反你。
政府现在是要在多元声音、各种利益的竞争中获得公众的拥护，政策才能推行下去。举一个例子。前不久上海市民跟外来务工者展开了一场大论战。上海的高校这么多，教育资源要公平，所以外来务工者在上海打工五年可以在上海本地考试。上海市民就跳起来了：“我住在上海，你外地人来上海考，我们的优质资源都被你拿光了，这还得了？”外地人说：“万博体育客户端app下载大学就是你上海的吗？是全国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博体育客户端app下载大学，哪儿是上海的万博体育客户端app下载大学，为什么上海享受这么多资源，上海人本来生活就这么好，为什么教育资源不能公平？”最后大家要到上海广场去“练一练”。
几乎在每个问题上，社会都有各种各样的利益。过去媒体喜欢说“全国人民一致认为”，现在根本不可能了，哪儿有什么一致认为的？现在社会变成了一个多元社会，多元社会就有多元文化、多元意见。
过去我们不是没有多元，而是没有机会表达，只好下面发牢骚。现在可以公开了，一群人就聚在一起了。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党和国家在新传播革命面前，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传播的主导权？这考验着我们。很大一部分官员基本没有思想准备，他们不会和公众进行公开平等的讨论。他们老是感觉到过去多好啊，我一讲，下面就鸦雀无声，现在七嘴八舌、乱七八糟，谁都来发表意见。他们接受不了，理解不了，适应不了。
全新的执政环境考验着我们政府的公信力、应变能力和沟通能力。这些都跟我们党和国家能否获得传播的主导权和社会的话语权有直接的关系。一个执政党，如果不能掌控传播的主导权，这将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新媒体带给我们执政党和政府的全新执政环境。这不是短期的，而将是常态化的。
新媒体带来全新舆论结构
第二个方面，新媒体改变了社会舆论结构。过去的舆论是媒体怎么说，舆论就是媒体制造出来的。但，是不是真的舆论，谁也说不清楚。世博会申请成功，电视上说，喜讯传到浦江两岸，1600万浦江儿女奔走相告，街上载歌载舞、一片欢腾。真的有“1600万浦江儿女奔走相告”？有了大众传媒，大家就不用奔走相告了。
现在新媒体造成的网络舆论，具有了草根性，所以它具有真正的影响力。2007年有四大事件：厦门的PX事件、重庆最牛钉子户、陕西周老虎、山西黑煤窑。这四大事件，性质和内容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在舆论面前，政府不得不退却。
网络意见领袖改变社会权力结构
第三个方面，互联网带来社会权力结构的改变。我国长期以来政府很大，国家很大，而社会很小。现在有了网络，涌现出了一批网络意见领袖。这批意见领袖在网络上呼风唤雨，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意见领袖背后都是粉丝群。姚晨的微博粉丝现在有5000万。我国千万级的意见领袖，有100多人，100万粉丝以上的意见领袖大概是2000人，十万几万以上粉丝就数不清了。中国最大发行量的《参考消息》是350万人看。如果一份报纸两个人看，也只有700万人。而姚晨发一条信息，是5000万人在看，这个影响有多大啊？
两年前，意见领袖于建嵘在微博上发起一个“随手拍解救流浪儿童”公益活动，有1000万人参加。大V在社会动员方面，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据说上世纪90年代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高潮时，中央电视台的前门和后门排了两支队伍。前门一支队伍是叫冤的，后门队伍是求情的。现在是在大V们面前排队，求他们转发微博。他们核对事实，转发那些人们应该关注的事情。只要他们能够转发，这个事情就解决了。这就是他们的能量。
互联网是去中心化的，但互联网还有一个再中心化，再中心化的核心就是意见领袖。手机网络用户有8亿多，通过互联网上微博的有5.4亿，如果每人一天发一条微博就有5亿条了。你发一条微博一下子就被淹没了。所以，要靠意见领袖来顶你。过去政府的权力是畅通无阻，现在政府的权力面前有了互联网，社会权力结构改变了。一批意见领袖站起来了，他们在公众当中有很高的威信。
但相当程度上意见领袖是被粉丝们推着走。一旦争取不到网民的支持，他们马上就烟消云散了。某种程度来说，粉丝有多高的质量，意见领袖才会有多高的水平。意见领袖将会长期存在，但是谁当意见领袖是流动的。
多元思潮下呼唤主流价值观
最后是网络带来的多元思潮。过去我国传统媒体宣传主流价值观，不管宣传效果怎么样，人们能不能接受，它就是一个思想。过去所谓的多元思潮，基本上是社会精英。现在网络上各种思潮都在泛滥，都在争取各种各样的人。思潮是什么呢？思潮就是知识分子写写文章吗？不是的。我们都在信奉某一种思想，虽然不一定是系统的理论，但是我们一定信奉某种思想。意识形态也好，思潮也好，是拿来解读现象的。
举一个例子，贫富差距在中国是人人承认的现实，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基本决策。信奉市场至上的新自由主义者说，产生贫富差距是因为权力介入市场。政府握有太多的资源，想给谁就给谁，所以穷的人越穷。贫富差距是因为没有进一步的市场化，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政府不能介入市场。新左派说，这是因为过去政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最后再来搞贫富平均，能平均吗？这是搞市场经济搞出来的，市场经济就会出现贫富差距，所以他们提出要回到上世纪50年代，还是要搞计划经济。一些民粹主义者说，无官不贪、无商不奸，政府要狠狠杀一批贪官奸商，贫富差距问题就解决了。
每个人的解释框架不同，拿出来的方案就不同。我要提醒大家，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涉及到我国根本制度和基本国策，涉及到我国发展道路问题。我们国家现在有新自由主义、新左派、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新消费主义等，西方国家也有左右两派，也有各种思潮。但他们争论什么呢？他们争论同性恋要不要合法化，争论国债发多少合适。他们争论的是一些具体的政策，而不争论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要不要、三权分立要不要。这是大家公认的，不用争论。而我国的一些争论涉及到要不要改革开放，要不要市场经济。这个问题就大了，意识形态差异非常严重。这涉及到我们的主流价值观。
只有一种思想是很可怕的，但如果只有多元思想而没有主流价值观，同样是可怕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基本国策、基本路线问题上是不争论的，因为他们有共同认可主流价值观。其实无论是新左派、新右派，还是新民粹主义、新消费主义，他们都有非常多的合理成分。比如新自由主义说要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新左派们说还是要发挥国家对经济的主导作用，这些对我们国家都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在基本国策、基本道路等问题上不能达成社会共识，那就可怕了。
为什么主流价值观这么重要？因为主流价值观决定着我们这个国家的基本道路和基本方向。如果说我对我们国家有忧虑的话，我觉得我们网络上主流价值观不张扬，主旋律不明，噪音四起，而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对主流价值观的宣传非常生硬不容易被老百姓接受，这是令人担忧的。我们不否认这些多元思潮所带来的活力。但是我们需要在一个主流价值观指导下的多元思想、多元文化。这就像是弹钢琴，有了主旋律然后要有各种各样的合音，这个声音才是和谐的，这个乐曲才是壮美的，否则就是混乱的。所以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在我国主流价值观的宣传上应该态度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