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二三十年里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红利，现在我们知道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非常低了。中国真的要告别人口红利了吗？
王丰：在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中，特别是过去的十年快速增长中，有很多因素——市场、体制改革、外资、国内资本的投入等，但劳动力确实是一个好的结合，历史性的一个结合。
但人口转变是一个一次性的历史现象，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在2000年以前，有效生产者的数量年增长率大大高于消费者的增速。这两个速度之差，就是人口红利，就是说你可以把人均生活水平提高，分解成人口的因素和劳动生产率的因素。
根据我们的研究，在2000年之前，这两个差距是很大的。2013年，也就是今年，这两个增长率的水平相同。从2013年之后，有效消费者的增速会快于有效生产者的增速。这意味着，从2013年以后，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不再存在了。
日报：没有了人口红利的支撑，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还能持续吗？人口结构的变化到底将怎样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
王丰：从人口上讲，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很大的制约已经出现了。过去的经济腾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红利，但现在这个人口红利已经结束了。从长远来看，人口的老化和低生育率，对经济增长和社会治理都会带来非常大的挑战。这是有前车之鉴的。我们可以看欧洲、北美，这些发达国家，它们的经济水平比我们发达得多，但都为养老、医疗的政府开支所困扰。
所以中国应该换一种思维看人口，要反思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过去我们认为人口过快增长会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现在看来，20世纪不仅是人口增长、人口爆炸的一个世纪，全世界人口增加了四倍，从15亿到60亿，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20世纪全世界经济总量增加了16倍。人口多了，消费增长，反而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推动经济发展。
人口对经济模式的转型起着很大的作用。首先看劳动力，过去很容易找到的廉价劳动力将不会再有。这是一个变化。其次是储蓄，人口结构变化影响储蓄，储蓄的变化影响经济。我们现在储蓄率高有两个原因，一是人均储蓄率高，一是各人口年龄结构中处于高储蓄年龄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高。所以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储蓄会变化，资本会变化，劳动力会变化，消费会变化，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会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的挑战。
尤其是养老。2010年，相对于每一个退休年龄人口（即60岁以上的人口），我们有5个所谓的纳税年龄人口（即24岁到59岁的人口）。而到2030年，就会变成1：2。从1：5到1：2，对中国经济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最大的问题是人口透支
日报：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很低了。而且根据人口学者的推测，“单独两孩”政策实际上可能增加的人口只有一两百万，非常有限。结合你刚才谈到的人口红利消失，实际上这是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王丰：是的，这是很令人担忧的。现在我们讲环境透支等，最大的是人口透支，这对未来经济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有一组数据，按照各省的分布，全国大概在城市中80%以上的家庭，马上就要结束他们生孩子的年龄，今后经过一二十年还要进入老龄阶段。
更重要的是，现在低生育的趋势不仅没有扭转，还在继续。这次“单独两孩”政策调整公布后，我们听到最多的不是说：呀，我们赶快生孩子吧！而是说：我们怎么生得起？这才只是第二胎。如果说一部分人连第二胎都不生的话，这种低生育率和持续的人口老龄化是会继续延续下去的。
中国是刚刚进入中高等收入的一个社会，还有极大的不平等。还需要有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使我们能够解决现在的很多问题。本来希望保持高的经济增长，做大蛋糕，但是由于人口的原因，再加上其他原因，经济增长的放缓是不可避免的。长时间的人口老龄化，在现在这个收入水平上，对中国长期经济社会发展会起很大的制约作用。
(王丰系万博体育客户端app下载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