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我应邀访问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并顺访了一个位于新工厂创意中心的项目“Demola”。这是一个成立于2008年的学生创业网络，致力于通过项目设计把学生的想象力和企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从而为企业提供各种辅助性的或替代性的问题解决方案。这个创新乐园孕育着各种奇思妙想，据了解，每年有450个学生在100项目中进行团队合作（其中40%是国际学生），80%的项目成果被合作公司纳用，15%的学生被合作公司所录用。
这样的故事不算新奇。在北欧，产学研跨界联动、创意合作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的心灵习性。从诸如“愤怒的小鸟”这样简单而有趣的游戏，到家居设计、垃圾处理、环境治理、能源再生……北欧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非同凡响的创意。
北欧的创新能力：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可以充分解释
不管怎么排行，如今的北欧都可以算是全球创新发展领域中的一支生力军。那么，北欧，尤其是丹麦、瑞典、挪威和芬兰，是如何在过去的半世纪中一跃成为一个具有澎湃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地区的？什么力量催生并支撑了北欧的创新能力？正如其福利体制、政治体制一样，北欧的创新体制的根源和发展动力令当代社会科学家着迷不已。
在诸如Demola这样的的案例中，也许埋藏着揭开这个谜团的一些微观线索。比如，跨域合作、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平等包容的文化基因等等。然而，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可以充分解释北欧的创新能力。这些国家的资源禀赋、特定的经济和产业政策、教育制度、社会福利体制、国家规模以及相关的历史、文化、地理因素都塑造了其创新能力和经济的竞争力。
根据熊彼特的说法，“创新”是一种将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结合并引入生产体系的活动。“创新”的实践展现于技术、经济和社会等各个层面。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要让创意的灵感、观念成功转换为市场和社会产品，有赖于各种要素和资源的创造性配置，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可称之为“创新体制”的一组政策工具、组织制度和规范。系统介绍和分析北欧的国家创新体制和影响因素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不过，我们依然可以勾勒出一些关键的体制特征，尤其是国家推动的研究委员会及其大型资助机构，正是这些行动主体系统性地促成了知识和价值链的形成。
大学的“第三个使命”：知识转换和商品化
政府介入和制度选择能够定位、聚焦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富有创造力的部门。
从历史上看，大部分北欧国家都依靠国家的产业政策和研发投入造就了经济发展领域中的支柱行业。瑞典虽然错过了历史上的第一波工业革命，但是在20世纪初抓住了基于电力和石油的使用所开展的第二波工业革命之契机，发展出了诸如ABB和爱立信这样在全球范围内富有竞争力的行动者。从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是所谓“瑞典模式”形成的黄金时期，它的本质是在大型企业、工会和国家之间形成合作与伙伴关系。在这个“关键历史节点”中，基于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的研发投入来驱动经济发展，从而满足社会福利的需求，成为了一项社会政治共识。
类似的经验和机制也见诸于其他北欧国家。在丹麦，农产品曾经是经济和出口的支柱。在整个20世纪，丹麦的经济演化出了许多富有竞争力的部门，包括制药、医疗器械以及环境技术。这个成功的创新故事依然离不开政府对研发的投入以及围绕这种投入所形成的组织体制。需要指出的是，在农业领域的早期创新产生了重要的扩散效应。1837年，在农业协会的支持下成立了第一所农学院，随后又演变成各种区域性的“民校”制度（folkhigh school），为来自于农村的年轻人提供了基本的教育和技能训练，在全国层面，则发展出了成立于1856年的农业大学（2007并入哥本哈根大学）。
在丹麦，研究委员会体制和知识部门在国家创新活动中的角色极其关键。政府通过“卓越研究中心”的建设，把研发资金配置到关键领域，包括食品、生物技术、营养和健康以及环境技术、新材料、信息通讯技术等。1998年，丹麦成立了统筹各种研究委员会和大学研究活动的研究部，之后又命名为“科学、技术和发展部”。为了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国家对大学进行了新的定位，2003年的大学法大力倡导新的大学治理形式，强调大学的“第三个使命”，亦即 知 识 转 换 和 商 品 化（commercialization）。与此同时，研究委员会体制在过去的十年间也有较大的重组。新的架构包括若干服务于基础研究的委员会、一个“战略研究委员会”以及“科技和创新委员会”。
一些功能性的基金，包括2004年的“丹麦国家高级技术基金会”以及2006年成立的“丹麦增长基金会”也加入了这个创新的平台，前者通过在高科技领域进行风险投资，推动丹麦经济的高科技导向，后者则为区域和地方性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到2013年，主要政党达成了一个新的共识，即通过合并已有的三个组织（科技和创新委员会、战略研究委员会以及先进科技委员会），成立一个大型的“丹麦创新基金会”，这个新的机制拥有自己的独立董事会，预算年度金额计划达到15亿丹麦克朗。总体上，丹麦的国家创新体制对全球竞争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注重通过资源整合、公私互动和市场化来解决知识转换的问题。
芬兰的启示：发挥公共研究组织的作用
芬兰尽管是西方工业化的后来者，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它的经济发展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誉为欧洲的创新领袖。在创新体制框架中，公共研究组织（PRO）的形成和演化十分重要。二战催生了旨在服务制造业的“芬兰科技研究中心”（VTT），并在战后开发出交通、制造以及能源供应等功能领域，如今它的雇员多达3000多名。VTT为企业的发展提供知识和服务，号称北欧最大的应用科技研究机构。
在“二战”以后，大学的发展也十分迅速，并为高质量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基础。芬兰政府十分注重重点领域的选择，在70年代催生了电气和电信产业的发展。1983年，芬兰贸工部成立了 “国家技术创新局”（TEKES）。作为投资于研发的主要国立机构，它为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研发创新项目提供资助及网络支持，推动企业和科技团体以及制造商、供应商、顾客和终端用户之间的社群合作。TEKES在协同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力量，实施前瞻性的国家技术计划（时间一般在5年左右）和推动产业群的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TEKES的资助版图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给予企业，其余的三分之一投入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它不仅资助科技创新，也支持福利、设计、商业模式和社会治理的革新。
为了应对越加开放的经济和全球化的挑战，芬兰新一轮的创新体制改革包括对大学进行改革——一个突出的例子是2010年通过合并形成的阿尔托大学（AaltoUniversity），这一大学立志成为世界顶尖大学，它在商业、科技和设计等领域的发展抱负令人瞩目。此外，为了更长远地提振传统产业（比如林业和金属）、发展能源环境、生物经济、建筑创新和健康等战略领域，国家推动成立了“科学、技术和创新战略中心”（SHOK），这一非营利组织“执行对未来有长远影响的项目，追求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突破性的、并且能够催生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的创新”。
北欧的创新体制具有相当可观的共性和启示。除了在研究委员会、知识部门和产业部门之间广泛和深入的合作，被福利体制所保障的教育和高度社会流动性也都支撑了这些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需要强调的是，创新固然需要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民情”或“心灵习性”，但是决策精英的策略选择或制度设计至关重要。北欧发展经验说明，政府在创新环境的缔造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似乎也说明，某种特征的福利制度和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关系：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安全感和凝聚力，而安全感和凝聚力越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创新表现就可能越发强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