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所承担的新的文化使命，不是返回到纯粹的过往中去，而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传统的精华是在漫长的历史行程中汰择检选出来的东西，也是在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生成的东西，尤其是在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为其文化传统的接续提供了一切可能性的前提；这一实践所要求的发展，不仅打开了传统本身所固有的锁闭形态，而且为这一传统的取舍和光大创造了条件并制定了基本方向。
在传统中生根的成果才能使我们有真正的家园之感
文汇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传统和现代无疑是存在着张力的，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如何理解“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
吴晓明：过去，马克思主义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现在发展到特定阶段，它要解决一个总体的问题，要解决思想理论、精神文化的总体问题。这就会牵扯到传统文化。海德格尔曾说，“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从人有个家并且在传统中生了根这一点产生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例来说，中国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很多积极成果，但这些成果要成为对于我们来说是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就必须能够在传统中生根，从而使我们在这些成果中有真正的家园之感。因为传统并不是纯粹的过往，而是活在今天的过去。传统的东西也许很多不在我们的头脑里，但它们都在我们的血液里。
我们的现代化任务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中来执行的。换而言之，现代化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在中国降落，必然会遭遇到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原先，我们对传统的理解都太过狭隘和片面，仅仅把它作为一个纯粹消极的东西，是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将之抛弃或阻断的东西。但事实上，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性实践，从未间断地把其文化传统揭示为一种实际起作用的、重大的现实力量。只有在完全抽象的观念中，传统才仅仅表现为消极的前提。而作为独特国情之本质重要的部分和文化表现，传统应当被理解为一个积极的前提：正是在这一前提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中国独特的发展实践和发展任务，才意味着中华民族之实体性生命复兴的可能性。至于它具体起什么作用，和现代化保持一种怎样的张力，需要做更加深入的分析和具体的探讨。
“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
文汇报：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在您看来，如何理解“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
吴晓明：中国长期以来的历史性实践，十分清晰地印证了其文化传统之深厚广阔的支配力和辽远恒久的影响力。如此这般的情形，给无数观察家和思想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谢林在感叹亚述、米底、波斯、希腊和罗马等古老帝国的没落之际，大大地惊诧于中国像一条不知其源头的河流始终在从容地流淌。如果说这种国运与其文化品格有关，那么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如此的独特和坚韧，以至于这个民族实在应该被称为一个“伟大的、独特的例外”。二战以后，费正清同样指认了这一点：中国虽然有不断的变化和千差万别的情况，却从不脱离其文化上和制度上所特有的总格局，“总之，制度和文化的持续性曾经产生了体现为气势磅礴和坚守既定方针的惯性，而并非不动的惰性”。
但是，我们对文化传统的强调，绝不意味着回到遥远古代的浪漫主义。世界史上真正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都必然是一个自我主张的原创性的胜利。如卡西尔曾说，文化精神史上最引人入胜的主题之一，就是去探寻自主性和容受性如何彼此交织并相互决定。我们的传统文化一方面有着巨大的包容性，能够接纳和容受外来的文化；但另一方面有着极大的创新性，这种创新性是以文化上的自我主张为前提的。从历史上看，佛教的中国化就是同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结合，形成了巨大的精神成果。比如，佛教元素在今天我们的日常用语中比比皆是，像“世界”“觉悟”等等都是从佛教那里来的。梁启超先生曾在中国文化非常低落的时候去研究佛教的中国化，文化自信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他发现中国人对佛教的接受全是大乘而不是小乘，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四大宗派中，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很少有印度渊源，几乎都是中国人创造的。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是如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就是一个典范。它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有关——在西方哲学传统中，马克思独一无二地高度肯定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而另一方面，它又和中国的民本思想相衔接。“为人民服务”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够深入人心，能够成为那个叫本质和伟大的东西。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所承担的新的文化使命，不是返回到纯粹的过往中去，而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传统的精华是在漫长的历史行程中汰择检选出来的东西，也是在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生成的东西，尤其是在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为其文化传统的接续提供了一切可能性的前提；这一实践所要求的发展，不仅打开了传统本身所固有的锁闭形态，而且为这一传统的取舍和光大创造了条件并制定了基本方向。
文化的主干是哲学，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要从其基本建制中加以分辨
文汇报：近年来，您先后发表《重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中西哲学比较的前提反思》《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等论文。作为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为什么您会转向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并且特别关注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
吴晓明：我们在文化和文明上的差异，是决定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展开的重要方面。而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这实际上规定了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别。如果这个差别不被明确地意识到，并且牢牢地把握住，那么就很容易把外来的东西变成抽象的普遍性，拿来强加给各种对象。
在20世纪初草创“中国哲学史”的努力中，由于“哲学”显而易见的西学来历，对“中国哲学”的定向不可避免地要求从西方那里取得必要的衡准。无论是胡适还是冯友兰，他们一开始编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就是以西方的标准，把我们经典中和西方哲学类似或接近的东西拿出来。比如，冯友兰先生在讲到朱熹哲学时，就说朱熹是中国的柏拉图学派。类似的比附，在我们的《中国哲学史》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再比如说，牟宗三讲中国的“天”这个概念，就把它说成是“超越的、形而上学的实体”。这些术语如果按照我的分析，背后一定有一个形而上学的建制在起作用，把超越的和内在的、形而上学的和形而下学的、实体和现象分割开来并且对立起来。但中国哲学从未有过这样的分割-对立。中国哲学的独特建制恰恰在于“道器不割”“体用不二”，因而意味着任何一种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不能去根本上把握住这一点，就会导致一种巨大的危险。
哲学作为文化的主干、思想的母体、精神的核心，它特别地指向文化传统的中枢，指向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都按照西方的方式被解释了，那就会影响到我们几乎所有的判断，完全误解或者说遮蔽对我们自身文化的性质和特征的理解。我们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个问题困扰了学界一百多年，并且至今仍然一再被重提），却从未真正讨论过“中国形而上学”的合法性问题。但在我看来，哲学这个词是“虚位”，它完全可以是一个形式的名称；但形而上学却是“定名”，意指柏拉图主义，完全是实质性的概念。结果我们表面拒绝了一个完全形式的名称，暗中却将中国哲学置入到西方形而上学的实质之中。在我看来，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需要根据其基本建制去加以分辨：西方哲学的实质是形而上学，而中国哲学则在形而上学之外，并且依其本质一向就在形而上学之外。
走出学徒状态而获得自我主张，必须经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
文汇报：正如您刚才提及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在对外学习的进程中，各种“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也总是如影随形。您如何看待这种“学徒状态”？
吴晓明：由于现代性开辟出“世界历史”，并且布局了现代世界的基本权力架构，那就是使非资本主义的民族从属于资本主义的民族、农业的文明从属于工业的文明、东方从属于西方。在这样的基本态势中，进入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就成为各民族不可避免的命运。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说法，任何一个民族只要它不想灭亡的话，就一定被卷入到现代化进程当中。要完成现代化任务，就要大规模的对外学习，正是这种外部性支配的境遇使得近代以来中国的学术全面进入了一种“学徒状态”。
因此，我们进入到学徒状态是必然的，而且必须承认它是积极的、意义深远的。没有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对外学习，就像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是不可思议的一样，中国学术的现代化以及由之而来的全部收获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任何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能在特定的转折点上摆脱学徒状态，并且获得自我主张。学徒状态有其自身的局限，它是依赖的和因循的，在思维方式上往往局限于黑格尔所谓的“外在反思”，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教条主义”，把从师傅那里现成学来的原则或原理，当作永远正确的公式强加到任何对象上去了。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革命时期的教条主义者，他们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手，却把来自俄国的“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变成抽象的原则，并且试图把这一原则先验地强加给中国革命的进程。
文汇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您曾出版专著《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提出“走出学徒状态”“获得自我主张”，其核心含义是什么？
吴晓明：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意味着自觉地意识到它所采取的思想形式根植于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意味着这种思想的开展力图积极地深入于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并将自己的对象领域具体化为真正的“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要形成一种出自生活-实践本身的自主成长的生命力，也就是尼采所谓的“可塑力”，即一种“明确地改变自身的力量，那种将过去、陌生的东西与身边的、现在的东西融为一体的力量，那种治愈创伤、弥补损失、修补破碎模型的力量”。只有当这种力量充分地发展起来，中国的人文学术才有可能将它自近代以来多方撷取的思想资源当作必要的原料来使用，才有能力将各种零乱堆积的“杂物”——一系列外部对抗及尖锐冲突的传统物或外来物——加以陶冶和熔铸，从而开展出立足于自身之上的学术创制。用陆象山的话来说，就叫作“收拾精神，自作主宰”。
具有自我主张的学术大体上以两个特征为标志。从形式上来说，它是讲中国语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在哲学上并没有太大的创造，但黑格尔给他以很高的评价，因为他第一个用德语写哲学，“他开始使哲学讲德语”，此后才有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繁荣。从理论的实质方面来讲，自我主张的学术必须能够摆脱外在反思的思维方式，从而能够真正深入于特定的社会现实之中，特别是能够深入到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之中。
要走出学徒状态而获得自我主张，必须经历黑格尔所称的“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希腊文化的经历便是十分典型的例证。在很长时间里，希腊人的宗教仿佛是东方诸神的一场混战，而他们的文化则是一大堆外来形式和观念的混杂，包括闪族的、巴比伦的、埃及的、吕底亚的等等。尼采就此评论说，希腊人在那时似乎要被外来的东西压倒了，但他们听从了德尔菲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根据自身的需要“整理好这堆杂物”。希腊文化因而没有成为一种“机械的混合物”或一种“装饰性文化”，而是在其历史进程中取得了文化上的自我主张。即便是在学徒状态中，中国学术的对外学习也始终伴随着一种以“中西”“古今”为枢轴的紧张思虑，这意味着我们也在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由之而来的一切都可能成为一种积极的酝酿。
中国学术要获得自我主张，并不是说我们拒绝对外学习，恰好相反，而是要继续推进对外学习，只不过学来的东西要成为能“思”和能批判的，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所以“思”和“学”这两者要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
哲学作为思想的任务，就在于持续不断地摆脱抽象、坚持不懈地深入现实
文汇报：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意味着我们的学术要从“外在反思”走向“切中社会现实”。对此，您经常援引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现实”概念，这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将带来怎样的启迪？
吴晓明：哲学的任务——作为思想的任务——就在于持续不断地摆脱抽象，就在于坚持不懈地深入现实。在这里，“现实”这个概念尤为重要：它并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相反，它意味着很高的理论要求。“现实”是指“实存”中的本质，是指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当黑格尔将“现实”的本质性最终归结为“绝对精神”时，马克思则将这种本质性导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之中。尽管马克思在本体论上彻底颠覆了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但他们两人在反对抽象的普遍性，并以“现实”的名义要求决定性地超出外在反思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方面，却是非常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可以名之为辩证法。我们可以用一句耳熟能详的短语“从抽象到具体”来表示这种方法的要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讲到，他的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黑格尔也说过，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真正的普遍性绝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深入于具体之中并且能够把握住具体的普遍性。
文汇报：是否可以这样说，您对中西哲学根本差别的研究，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学术要获得自我主张”这样的问题意识下进行的？
吴晓明：有人问我，为什么你现在不搞马哲，而去搞中哲和西哲？我说我现在做的就是马哲，马克思主义原理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研究的指南，是马克思主义原理要求我们去做这样的研究，虽然研究对象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今天，我们的历史性实践达到一个特定的转折点，我们意识到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不仅仅是现代化的实践要走自己的路，而且相应于这一实践的“上层”，即思想、理论、文化、制度等等都要走自己的路。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学术要获得自我主张，意识到我们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为了在理论上对此做好准备，就必须要从根本上去分辨中西文化的差异。从文化的方面来讲，走自己的路，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哲学，因为哲学是最根本的东西，它关乎文化的主干、思想的母体、精神的核心。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在这个方面去做工作。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按照孟子的说法：“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