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带来“祸福相依”的现代文明
西方社会自15世纪以来，随着启蒙的开启，就踏上了实现现代化的征程。这一现代性确切地说，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因为其主要的推动力是理性与资本的结盟。这种以资本与理性相结盟的方式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使社会摆脱了旧有的、固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展现了超乎人们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神奇力量，生产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实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实现现代性的征程，自15世纪以来一直处于增长和扩张之中，现代人都在享用现代化所带来的巨大成果。
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给人类带来无限享受的同时，也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种代价还刚呈现于前，人们还能承受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末已充分显示，人们对这种代价的承受快接近极限了。
比起其他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中国较晚走上资本现代性的道路，就现代性而言，有人把中国说成是“后发外生型”国家，即中国不但走上现代性道路较晩而且又主要是在西方资本现代性的影响下“被迫”地卷入现代性的洪流之中。这样，即使中国跨入现代性的门槛时间不长，对资本现代性的“祸福相依”这一点的感受可能更为深切。
开辟“鱼和熊掌兼得”的道路可能吗
中国必须选择一条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又能把现代性展现过程中所要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的道路，即“鱼和熊掌兼得”的道路。而按照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中国式的现代化新路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造成现代化过程中出现负面效应的根源何在？
新自由主义者从其对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即现代性问题上的“意识形态霸权”立场出发，“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中国要开辟一条新型的现代性道路是不可能的。中国要实现现代性唯一的选择就是走西方式的。在他们看来，去探索另一种新的什么现代性模式，就是对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遗产的挑战和否定。由于新自由主义者所宣扬的是整个世界必须“无条件、无差别地延续西方的现代性”，而且这样做符合“最高的道德律令”，具有“至高道义优先性”，从而在他们看来，中国企图在这种西方的现代性之外寻找另一种独特的现代性，是“大逆不道”的。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正是由现代性的一些基本要素，如理性、科学技术、知识等带来了现代化的负面作用，所以在他们看来，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是由现代性的本质带来的，现代化中出现的对人类的消极影响与对人类的积极作用一样，都是与现代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的批判非常尖锐，但关键在于，他们真正找到了现代性的病根了吗？实际上并没有。严格地说，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是一种“观念论”的批判，因为他们主要是揭示现代性的精神特征和精神原则，没有进一步深入揭示这些精神特征和精神原则的社会历史存在论基础。后现代主义者与新自由主义者一样强调的是，现代性在展现过程中所出现的那些消极效应是同现代性的核心精神原则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这些核心精神原则本身所带来的，从而也具有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了现代性，也就选择了这些核心精神原则，也就得接受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
马克思找到了造成现代性走向反面的真正根源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并不把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归结为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从而并不认为这种负面影响是必然的。马克思与后现代主义者一样，都看到了现代性展现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端，都对此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主要在于，这些弊端是如何造成的？它们是可以改变的吗？正是在这关键的问题上，马克思与后现代主义者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绝不如后现代主义者那样仅仅是“观念论”的批判，即马克思绝不仅仅是“观念的历史叙述”，而是开辟了“现实的历史叙述”。马克思的这种批判绝不停留于观念的层次上，而是把矛头直指现代社会的存在论根基，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深入到历史的本质的维度之中了。按照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现代性展现过程中之所以导致了如此多的不良后果，问题不是出在现代性的理念本身，不是由现代性的精神原则，即理性带来的，笼统地把现代性的恶果归结于理性、知识、科学是不公平的，而应当追溯隐藏在所有这些背后的“物质”的动因。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也正视现代社会中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蜕化”，但并不认为这种“蜕化”是由理性本身所必然带来的，而是认为是理性背后更深层的社会的原因在导致理性的这种“蜕化”。
马克思认为，隐藏在理性背后导致现代性日益走向反面的是“资本”。马克思强调，是资本这一现代社会的存在论根基，才把现代性引向这种可恶的不归路。马克思用“资本”这一范畴将现代社会概念化了，用“资本”置换掉了“现代性”。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把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说成是“资本现代性”批判。
马克思把资本而不是把理性视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把现代性批判变成资本批判，不但使他找到了造成现代性走向反面的真正的根源，而且也与强调现代性走向反面是不可避免的观点划清了界限。
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力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在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根源问题上突破了传统现代性。关键在于，马克思强调现代化的负面效应不是现代性逻辑必然造成的，从而为中国人民开辟现代化新路提供了理论依据。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这些区别，就可明白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以其深刻性和前瞻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具有天然的“在场”权和话语权。关键就在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既然在现代性实现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负面效应并不是现代性逻辑所必然带来的，那么中国人民完全可以找出并逐步消除造成现代性走向反面的根源，从而在充分享受现代性的积极成果的同时，使所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中国式现代化的宗旨正在于此，而这样做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强有力支撑。中国人民有理由对这样一条道路充满着理论自信。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主要特征的概括为：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其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其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其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其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们知道，西方式现代化有三个主要消极后果和弊端，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和人自身内在的心理与肉体之间的冲突。显然，中国式现代化是克服了所有这些弊端的现代化。第二和第五个特征克服了第一个弊端；第四个特征克服了第二个弊端；第三个特征克服了第三个弊端。
中国式现代化找到了造成西方式现代化弊端的真正根源，并加以消除，才会出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实现了中国人既要充分享受现代化的正面成果，又要把现代化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即“鱼和熊掌兼得”的愿望。这是对人类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破解了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