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古史传说中，创世的不是神灵，而是活生生的人，是各种文明要素的发明者、创造者。比如，有巢氏是发明巢居的英雄，燧人氏是发明钻木取火、教人熟食、铸金作刃的英雄，伏羲氏作八卦以类万物之情，结绳为网以渔，神农氏教民耕种，食五谷，还尝百草，创医学，黄帝用玉作兵器，造舟车弓箭，染五色衣裳，嫘祖教人养蚕，仓颉造文字。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他们之所以一一以氏为名，表明各种文明要素的这些发明者、创造者，并非一个个孤立存在的个人，而是融合个人于其中的一个个社会群体。
中国古史的这些传说，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原创性，就在于中华文明一贯以人、人类、人类社会为本位，而不是以超越人间的神明世界为本位，也不是以和人的存在毫无联系的物的世界为本位。而《周易·贲卦》所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则是中华文明这一历史原创性最为经典的概括。郑玄为这一段论述所作的注指出：“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 刚柔交错，所述的是自然界的矛盾运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就是通过观察、分析自然界的各种矛盾运动，掌握它们的变化规律。“文明以止”，北宋程颐说：“止于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谓处于文明也。质必有文，自然之理……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强调以人所创造的文明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通过深入地观察与研究人、人类、人类社会走出蒙昧、走向文明的客观规律，自觉地推动文明由天下人所共创，文明的成果为天下人所共享，从而保障人、人类、人类社会得以沿着文明自身的发展规律向前发展。
《尚书·泰誓》记述周武王一段名言：“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人为贵，尤其民为本，是中华文明中人文化成的起始点。《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泰誓》中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左传·庄公十四年》中说：“国将兴，听于民; 将亡，听于神。”都明白无误地说明决定国家命运的是人民大众而非神灵。《老子》中强调：“天地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孟子·尽心》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论述都非常清晰地说明，正是这些现实的具体的人，这些普通的平民百姓，这些实实在在的社会力量，方才是文明生成和成长的主体和决定性力量。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他还明确地指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究竟什么是“人的本质”？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很直白地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能动、全面的人，其实就是自由而全面的人；僵化、“单向度”，就是不自由、不全面。“文化”的人，是对于《周易·贲卦》中“文明以止，人文也”及“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简洁清晰的诠释，而物化的人，则是指那些为图腾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所控制的人。
中华文明的这种历史原创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所有文明中唯一赓续至今而且历久弥新的文明。在中华文明中，人很早就已经深刻认识到，人的存在，乃是社会性的存在，群体性的存在。人和自然的联系，人和终结关怀的关系，都不容置疑地是社会的行为。中华人文的形成和发展，中国人从草昧到文明，中华文明的不断前行，都和人的群体性联系的不断扩大、不断强化，人越来越能够自觉地和合理地处理好这些关系，每个人都能够能动地、全面地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中华文明这种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人的能动的全面的发展为终极目标的历史原创性，不仅使中华民族大家庭全体成员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团结奋进，而且使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命运与共，成为我们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支柱和强大动力。
